中共中央为何主动取消党产？

中共中央为何主动取消党产？

党的宗旨与人民利益相一致，故共产党无专属利益。尽管在党的历史中曾存在党产，但在建国前夕，中央政府主动废弃了这些党产。对此，有人或许会质疑这与党的宗旨是否相悖。欲解答此疑问，须深入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背景，并具体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

自建党之始，我党便立下宗旨，致力于为民众谋求福祉。除党员缴纳的党费外，并无其他特有党产。

在抗日战争年代，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虽被纳入国民革命军体系，其财政支持亦由国民政府负责。起初，按4.5万人的规模，国府为八路军提供经费。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党指挥下的军队迅速壮大，至1943年，包括新四军在内，我党正规军人数已突破六十万。面对如此庞大的队伍，国民政府却依旧维持原有编制的经费分配。在皖南事变后，甚至取消了新四军的编制，中断了对所有我党武装的物资供应。如此一来，如何填补这巨大的经费缺口便成为了问题。只能我党解决。

有人或许会问，难道我们不是依靠解放区的人民支持吗？确实，我们的确得益于解放区民众的滋养。然而，这其中涉及一笔不容忽视的账目。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全区共有民众140万，而我党工作人员及部队人数总计7万，平均每20位百姓就要承担一位军政人员的生计。这对于原本就贫困的边区民众而言，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边区军政人员的需求远不止满足口腹之欲，各级政府的高效运转，尤其军队的军费开支巨大，因此，经费短缺问题遂成为边区的首要难题。

然而，那数年间，边区频遭水患、旱魃、风虐以及冰雹之灾，导致一万余人受灾，这些灾民生计堪忧，甚至食不果腹，迫切需要边区政府的救济。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对边区实施封锁，禁止其急需的棉花与粮食等物资进入。面对重重困境，边区可谓步履维艰。

面临挑战，朱老总倡议打造自家的“家务”。所谓“家务”，实则是指自耕自种粮食与蔬菜，若条件允许，更应涉足生意领域。首先，部队在战斗的同时开展农业生产；其次，号召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开垦荒地，进行种植；最后，设法将边区的食盐运出并销售。

朱老总亲赴南泥湾等地实地考察，由此催生了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进行屯垦，以及王维舟指挥的三五八旅在陇东地区开展水稻种植。与此同时，萧劲光所率的留守部队担负起食盐的生产、运输与销售重任。这项食盐的产销全流程，均由边区政府出资支持，当时被称作“官督民运”。

在延安，所有政府部门与机关单位均接到了生产指令，全民动员，投身于耕种粮食、种植蔬菜、纺织线物的劳动中。即便是毛主席，也亲自参与了生产劳动，他的窑洞庭院中便摆放着一辆纺车，毛主席亲自操持纺线。这便是众人皆知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成效显著，在党政军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众多单位纷纷实现粮食自给，甚至连我们英勇的野战军部队三五九旅亦然。整个边区的粮食供应不仅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甚至还有富余，棉花自给率亦达到一半。边区财政支出的六成以上，均由我们的军政人员凭借辛勤努力所得。

我党投入资金并派遣人员投身商业活动，不仅将边区特产推广至国统区，更在当地开展贸易，甚至远赴香港拓展业务。我们不仅兑换回法币，更有美元入账。这些资金被用于采购我们亟需的药品、电讯设备等物资。

例如，卢绪章被派往香港从事商业活动，他在那里创立了华润公司。在解放之后，他担任了外贸部副部长的职务。曾山亦曾赴香港创办了五丰商行。而赖祖烈则被委派至北京，担任了“老板”一职。

众多党的干部，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得不转换身份，投身国统区的商业活动。邯郸解放之际，杨立山被派遣负责创立贸易公司。尽管因诸多因素最终未能如愿成立，但杨立山却身着长袍马褂，摆出一副老总的派头，临时充当了一回老板。此举使得有人见到后惊讶不已，误以为杨立山已然叛变。

党的资产亦有一源，源自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曾派遣六位代表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彼等每月可领得600法币之薪酬。然而，他们均默契地将此笔款项上交为党费。虽在国统区此数额未必显赫，然而对我党而言，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此款一经上交，便自然转化为党产。

历史上，党产所扮演的角色不仅限于前文所述，在特定的时期，它还发挥了尤为显著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为确保国军能够顺利撤离四川，曾派遣三十万大军将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压缩至鄂东的一隅狭小地带。此举导致部队的补给迅速陷入困境，李先念遂紧急向中央求援，声称已陷入无米之炊的紧急状况。

任弼时迅速与各解放区取得联系，紧急请求动用地方党产以支援李先念部队。毛主席亲自关注此事，并指令山东、华中等四个解放区分别承担李部一个月的经费。得益于各地方党组织所拥有的党产，李部的经费难题得以迅速解决，原本十万火急的财务困境变得轻松可控。

抗战胜利之际，国民政府重整旗鼓，迁回南京，随之，八路军办事处亦需迁回。同时，中央政府亦计划在上海设立新的办事处。此外，我党还计划在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在内的数个大都市创办报纸。然而，这一切均需资金支持，而资金来源，自是出自党的资产。

1948年，随着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众多民主人士需从香港赴北京参会。鉴于此行路途遥远，租用一艘轮船无疑是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然而，租船的费用究竟从何而来，是出自党的资产，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党的财产所带来的益处不胜枚举。在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央高层甚至萌生了这样的构想：待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领导层众多成员将转任国家公职，届时，我们干部的薪酬将直接从党产中支付，实现自给自足，不取国家分文。

在筹备新政协会议期间，党的领导层迅速意识到一系列问题。会上选出的领导层中，副主席职位便有多位民主人士担任，而在政府部门中，担任部长和副部长等职务的民主人士数量亦颇为可观。既然党的干部从党产中获取薪酬，那么民主人士的工资又将从何而来呢？

朱总和任弼时率先提出了这一议题，毛主席在深思熟虑后给予了明确批示。他指出，共产党人可依赖党产，但对于无党产的民主人士又当如何？最理想的方案是党内党外干部均依赖国家财政。毛主席进一步比喻道，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不可厚此薄彼。

毛主席深刻指出，若要维护党的财富，必须持续从事商业活动与经营活动。过去我们尚能如此，但如今情况已变。作为执政党，我党若在生产与贸易领域滥用权力，追求垄断，甚至扰乱市场秩序，这不就是在自毁长城吗？

因此，在建国初期，中央便果断决策，撤销党产，并彻底终止了党的一切生产与经营活动。昔日党产之“基业”规模可观，中央对此类“基业”进行了相应的处置。赖祖烈在北平经营所得的银元、金条等贵重财物，悉数折算成款项，售予中国人民银行，所得资金则存入了中央的专用会计室。

中央特会室所管理的资金，除却既定款项外，尚包括毛主席的稿酬。特会室所集资金，专用于支援老干部的家属，诸多老干部在革命事业中英勇献身，遗孀孤儿生活艰难，故此笔款项得以用于其生活补助。至于毛主席的稿酬，则由毛主席自行安排使用，他常常以此资助亲友，但每一笔支出均需毛主席亲笔签字确认。

邓洁将她在北平所拥有的木材厂、电影院以及一系列商铺悉数移交给了北平市当局，而香港的五丰商行与华润公司则转交给了香港的工委负责。

至此，党产已被彻底取消。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党产已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任务，最终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