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江青初到延安的特别岁月

亲历者说：江青初到延安的特别岁月

1937年七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一辆黄包车戛然停在了西安北大街的幼稚园门口。一位身着旗袍，打扮得体的“小姐”步履轻盈地从车上走下。她手中紧握着一只小巧的皮箱，声称自己要寻找徐老师。

“李鹤，你怎么会来？”未曾想，眼前的来者正是江青。

▍江青直言：欲赴延安

徐明清安置好行囊后，与江青展开了一番深入的交谈。他好奇地询问江青：“你如今是否还频繁参与电影拍摄？”

“唉……”江青长叹一声。“自‘七七事变’爆发以来，上海的局势愈发动荡，人心惶惶，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观看电影呢？眼看着电影市场持续低迷，我在这里也鲜有事事可做。”

“你打算怎么办？”徐明清追问。

江青终于道明了她的真实意图：“一冰，坦白说，我来到西安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纵然徐明清的名字已经从一冰更改为徐明，江青依旧保持着对她的旧称，亲切地唤她“一冰”。

“帮什么忙？”徐明清问。

“我心怀向往，希望前往延安深造，恳请您能否助我一臂之力，为我搭建一条通往延安的桥梁。”江青如此恳切地表达道。

中年时的徐明清

徐明清深知，在那个时代，众多左翼文化工作者与一群热忱的进步青年，不畏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跋山涉水，远赴延安，以期探寻光明。然而，江青当时迫切渴望前往延安，其动机或许并非单一，但他仍旧将她视为一位怀揣光明与进步信念的青年。

“你是否携带了从上海党组织开具的介绍信？”徐明清询问道。她所说的介绍信，即是指由中共上海党组织出具的介绍信。

江青轻轻摇了摇头，微笑着说道：“有你相伴，必定能想出对策。”

▍黄敬延安之行影响江青

“小俞去过延安？”江青问徐明清。

“的确，我听闻他在五月曾赴延安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徐明清回应道。

此刻，俞启威已更名黄敬。江青对他的动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尽管江青在上海娱乐圈的所作所为引发了诸多争议和流言，她的心底对黄敬仍旧保留着一份独特的情愫。

黄敬（上）

黄敬当时身为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2月，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被调离北平，随后，柯敬史（柯庆施）宣布成立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组成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再度接到中共中央的正式通知，要求他以苏区代表的身份赴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随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亦即海伦·斯诺）一同前往北平，并在途中向她透露，中共中央计划在延安举行一场规模宏大的会议。届时，中共的诸多领导人将齐聚一堂。斯诺夫人若能与他同行至延安，便有望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遇，一睹众位领导人的风采。由于平日里他们常被封锁线所隔，相距遥远，能够如此聚首实属不易。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与王福时的伴随下——王福时乃东北大学校长之子，亦为其担任翻译一职——从北平踏上火车，启程赴西安。

抵达西安之际，斯诺夫人于4月23日深夜毅然从西京招待所的窗户跳出，成功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与黄敬一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了延安。5月2日，延安隆重举行了苏区代表大会。而到了5月20日，黄敬则离开了延安，重返北平。

徐明清起初揣测，江青前往延安或许另有深意，却未曾料想，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对其产生了不小的触动。

▍博古同意江青赴延安。

徐明清见江青无法出示组织证明，便询问：“你能否提供其他证明你身份的物证？”

江青轻轻拉开那只小巧的皮箱，从中取出了一本相册，她语气坚定地说道：“这本相册或许能够证实我的身份。”

徐明清轻轻翻阅着她的影集，其中收录了她参演的诸多进步话剧和电影的珍贵剧照，诸如《娜拉》、《王老五》等。这些影像清晰地昭示着她作为一名进步青年的坚定信念，因此她渴望前往延安的心愿也就显得格外可理解。

徐明清收起了江青的影集，安抚道：“不必心急，我会将相关情况上报给上级部门，请您耐心等待组织的决定。”

很快，徐明清便将江青的相关情况和具体要求转达给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危拱之对此表示同意，愿意将江青接到办事处进行一番面谈。

徐明清与江青一同乘坐一辆黄包车，前往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步入办事处，徐明清见邓颖超大姐正忙碌于公务，随即引见江青，向邓大姐做了介绍。

江青肃穆地将她的“影集”递上，邓颖超边翻阅着影集，边细细端详着江青，说道：“你就是那位在上海电影界赫赫有名的明星蓝苹吧！”

邓颖超接着说道：“此事由博古同志（秦邦宪）负责处理，恰巧他今日不在场，你们不妨先将影集留下，待他回来后再行前来。”

两日之后，江青独自前往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夜幕低垂，她返回时向徐明清透露：“我与博古同志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谈，详尽地向他陈述了自己的境遇。提及了小俞（黄敬）之事，他随即应允。”

不久后，江青便迁往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居住。

那是一个七月的午后，江青乘坐着黄包车抵达了幼稚园。她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对徐明清说道：“一冰，博古同志已经告知我，我们明天即将启程前往延安！”

江青事后回忆，她曾乘坐一辆运送大米的卡车自西安启程，途中遭遇了大雨，道路被阻断，她不得不等待数日，直至道路恢复通行。无奈之下，她转而骑马前行，历经艰辛，最终抵达了位于延安南面80公里处的洛川。令人巧合的是，她抵达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正于洛川召开会议。

根据毛泽东秘书叶子龙的追忆，江青抵达洛川的那一晚，恰逢中央洛川会议落幕。经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及其夫人朱仲芷的引见，江青与叶子龙相识。此后，江青见到毛泽东亦是由朱仲芷所介绍。

叶子龙忆述道，当中央及军委的领导们各自乘车返回延安之际，江青则随同毛泽东乘坐的那辆卡车抵达了延安。然而，毛泽东位于驾驶室之内，而江青则坐在了车尾的车厢中。

抵达延安之际，江青被安置于延安第三招待所暂居。在登记信息时，她摒弃了过往的“蓝苹”之名，转而选用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新名字——“江青”。对此，外界有两种解读：一则寓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则源自唐代古诗中的名句：“江上数峰青”。

抵达延安翌日，朱仲芷引领江青至毛泽东的居所，两人于院落中展开了交谈。此番会面，乃是江青与毛泽东的首次正式相聚。

▍为江青提供真实证明材料。

“陕北风光好，小米熬成汤，蚊子虱子任其猖狂”。此诗描绘了延安生活的艰苦。江青从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远道而来，至条件简陋的延安农村历练，即便面临重重考验，其表现依旧可圈可点。

随后，江青提出了前往中央党校深造的请求。在她的个人陈述材料中，她提及自己于1933年在青岛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她并未携带任何党组织关系介绍信或证明人相关资料。鉴于此，组织决定对她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在那时，中央组织部为了核实江青的党籍状况，特地要求与她有过接触的人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该组织曾联络过徐明清及其他人员，并请他们分别提交有关江青情况的证明材料。徐明清表示，她便是当时负责为江青撰写证明文件的人员之一。

徐明清根据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交往经历，详实地整理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详尽地展现了江青在这三地的行迹，证实了她曾参与中共领导下的若干进步活动，以及她曾是共青团员，并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剧联”与“教联”。然而，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无人曾向徐明清透露江青的中共党籍身份，因此，在徐明清的这份材料中，并未提及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在上海拥有正式组织关系等字样。

材料存入江青档案。未曾料想，三十余年后，这份材料竟演变为指控徐明清庇护江青非法潜入延安、混入党内的铁证，致使她蒙受了长达两年多的不白之冤。

江青在延安成功恢复了她的党籍，这一过程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徐明清回忆称，江青抵达延安之际，曾在个人入党经历的相关材料中明确指出黄敬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随即，党组织经由地下交通渠道发函至黄敬，寻求核实。黄敬出具了相应的证明材料，证实江青确系其引荐入党的。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重要见证人，其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彼时黄敬已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他的证明文件自然颇具分量和强大的说服力。

▍参加毛泽东、江青婚礼

历经两个多月的审慎核查，在黄敬的证明文件助力下，江青的党籍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同年11月，她正式踏入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大门，开启了新的学习旅程。

就在党校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做客。很快地，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徐明清回忆道，在那个时期，组织再次找到了她，旨在了解江青的相关情况。此次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江青在上海期间的各项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进行推测，此举或许是为了筹备江青与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在与组织的交流中，其所言与以往为江青撰写的证明文件内容颇为相似。然而，她仍旧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谈及了自己听闻的江青在上海那段时光里的诸多浪漫往事。

1938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正式成立之际，江青由党校调入，于该校担纲戏剧教席。同年夏日，江青接获了一份关键性的调令，指派她至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职务，实则意味着她将服务于毛泽东身边。这一转折对江青而言，无疑至关重要。自此，她与毛泽东开始了共同生活的篇章。

身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昔日上海滩的电影明星江青的结合，无疑在中共领导层中激起了广泛的争议。传闻中央政治局经过一番会议讨论，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婚事，然而，对于江青，也提出了若干限制性条件，包括仅负责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健康，不得涉足政治领域，以及不得在党内担任要职。鉴于当时正值战乱时期，江青与毛泽东的婚礼并未举行任何较为正式的仪式。

回忆中，1938年某日，贺龙莅临延安，与毛泽东商讨完公事后即将离开，半是戏谑地询问：“主席，您大喜之日，难道不邀我们共饮一杯吗？”毛泽东便转身对叶子龙说道：“子龙，你安排两桌酒席，让大家共享这喜悦吧。”

叶子龙迅速安排了丰盛的酒菜，毛泽东随后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众多嘉宾。宴会上，王若飞饮酒颇多，席间他不断指责机会主义。

在叶子龙向笔者娓娓道来这段往事时，他提及毛泽东为筹备婚事而设宴的两次，继贺龙等人的宴席之后，毛泽东再次举杯。而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正是受邀参加的第二次宴会中的嘉宾。

中年徐明清、王观澜

徐明清记忆犹新，那日恰逢星期天。这一天，日本飞机对延安发起了首次轰炸，据史料记载，那正是1938年11月20日。徐明清与王观澜应毛泽东之邀前往其住所，途中，他们不幸目睹了轰炸中丧生的同胞的遗体。

毛泽东并未在“合作社”设宴，而是选择在自己居住的凤凰山窑洞中，聘请了一位技艺高超的大厨掌厨。当日的嘉宾，还包括了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人，江青则陪伴在毛泽东身旁，热心地为来宾斟酒添菜。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我们试图从徐明清那里探询有关用餐的更多具体细节时，她坦言，那些记忆已经变得模糊，难以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