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监禁实录：秦城女兵口述

秦城女兵：我所知道的江青

凤凰网

编者按：二十载前，我国将一项崇高且独特的使命托付给了众多来自祖国各个角落的青年才俊。自此，我们的人生旅程在秦城这片热土上正式拉开帷幕……——摘自《秦城战友通讯录》

1978年4月17日的傍晚18时整，一位年仅20岁的年轻女兵李红伫立于哨岗之上，她的眼中流露出了惊讶。她未曾料到，与她并肩守卫的年轻战友们所看管的对象，竟然是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

二十二年后的今天，42岁的李红依旧能够栩栩如生地回想起初次遇见江青的情景：她身着一件黑色长袖布拉吉，身姿优雅，背影迷人，一头浓密的黑发披散开来，脸上带着一股高贵的气质，白皙的面容显得格外清新……

2001年三月下旬，李红缓缓翻开尘封了二十二载、泛黄已久的日记，开启了那长达二十年未曾开启的心声之门，娓娓道来两个女性之间的一段感人故事。她描绘了一个普通人对江青的独到见解，以及这位女性在燕山脚下秦城监狱中，静候共和国审判的日子里，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江青系女性。

1978年3月22日，适逢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审判，我国首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在北京秦城监狱正式成立。该队伍的创立源于时任副主席汪东兴的提议，并得到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邓小平副主席以及李先念副主席在1977年7月15日的批准。这支由300余人组成的队伍，成员遍布全国13个省，均经过严格的政审和考察。李红，一位在河南长大的军人后代，身着军装，于1978年3月14日抵达秦城监狱。当日，她在日记中记录道：“随着汽车驶入山沟，我心中愈发感到不适，唉！”

她们明确了自身的职责：肩负起共和国赋予的神圣使命——负责看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犯。由李红领衔，22位平均年龄仅19岁的女兵组成了一支独立小队，她们在203监区负责“7604”犯人的看管、提审以及押送任务，全力防止犯人逃脱、行凶、自杀等意外事件的发生。

“7604”即江青代号。

1978年4月17日，标志着独立分队接管后的首次换防，李红与王广珍共同肩负起第一班岗的职责。

江青个性极富敏感。身为初入岗位的我，心中充满好奇，却因军规的约束，不敢随意开口。江青一瞧见我们这些陌生的面孔，目光便紧紧锁定，露出既惊讶又难以置信的神情。

彼时的江青已届64岁高龄，然而在我眼中，她那六十有多的年龄却拥有着令人惊叹的肌肤与体态，这真是一个奇迹。哪怕是女性，我也深知美丽之心人皆有之。只见江青身着一件黑色布拉吉，长袖设计衬托出她曼妙的身姿，腰肢挺拔，无论是站立还是就坐，都显得仪态万千，高傲而尊贵。

江青偏爱佩戴具有男性特征的沿帽，搭配一副黑框眼镜，显得格外优雅。在这点上，我无法对她进行任何诋毁。

李红笔记：傍晚6时至8时，我与王广珍值了首班岗哨，内心颇感忐忑。这还是我首次涉足此类工作，更何况这次还要面对一位重要的“大人物”。

李红曾言：“江青，她本质上也是一个女性，拥有着女性独有的纯粹一面。随着我们之间的逐渐熟悉，我开始从过往的记录中窥见她的一些性格特点。”她（即江青）喜言谈，更爱嬉戏，管理起来颇为棘手……稍有不慎，便会对中央领导发起攻击……”（李红日记，1978年4月22日）

在女兵们的注视下，江青始终保持着仪态，即便偶尔流露出对政治的不满与牢骚，女兵们却始终沉默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也开始意识到，她们不仅是她的看护者，更是她身边的听众。于是，在交谈中，她转而谈论起化妆、服饰等女性话题，避开了敏感的政治议题。

“真美啊，轮廓如此分明，我国人的面部轮廓普遍较为模糊。”李红对这张她钟爱的照片情有独钟，一直珍藏在办公桌玻璃板下。

在秦城监狱中，江青的生活显得朴素而宁静。她的囚室简陋至极，空间不足二十平方米，仅有一间配备了马桶与面盆的狭小卫生间；卧榻不过是铺在地上的木板，类似日本的“榻榻米”，配备有褥子、被褥等基本用品。

江青为李红取了一个昵称，称之为“黑大个”，而另一位来自山东的女兵江霞则被唤作“白大个”。在江青面临审判之际，正是这黑白两位女兵将她押解至北京正义路一号的公安部。

江霞本名“江青厦”，自负责看管江青后，应李红之建议，遂更名为“江霞”。

江青的生活

虽然李红逐步习惯了照料这些“大人物”的职责，但她心中也逐渐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单调与乏味。与此同时，独立分队还肩负起监管其他监区林彪集团要犯的重任，李红随即被分配至201监区的看管任务，使得她的工作更加繁忙。

江青依旧在遵循着既定的生活节奏中消磨时光。每当上午9至10点的放风时段，江青、姚文元、张春桥、毛远新等同志会错开时间进行放风。江青则习惯性地从门口起步，练习太极拳，直至放风区的门口，然后再转身返回，或是漫步其间。在这狭窄的风井空间内，李红等一众随从总是紧跟江青的步伐，无论她走到哪里。

江青的饮食皆是专人定制。除了精致菜肴，更有各式水果与牛奶相伴。然而，她偶尔亦会索求粗粮之食。李回忆道，江青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便秘之苦让她每日在卫生间逗留的时间较长。

“你可不是条直通到底的肠子，怎能一吃就拉呢？”

江青常以阅读消磨时光，其囚室中陈设有线广播，以及《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读物。据《南方周末》报道，她尤其钟爱《毛泽东选集》，阅读完毕后，她会夹上一张纸条，以便次日继续阅读。

李红提及，即便身处囹圄，江青依旧难掩对专业与爱好的执着。她常在室内引吭高歌京戏，且边唱边舞，虽然门外之人难以辨识其唱词，但透过窥视孔，仍能目睹她举止娴熟，颇具风范，“真乃行家里手也！”

在监护江青的日子里，青年李红忍不住向她提出了几个疑问。一次，李红询问江青：“外界有传言称，周恩来总理的胳膊骨折了，是不是您将他自马背上推下导致他受伤的？”

江青毅然回答：“我绝无可能，更无此胆量。”她对周恩来颇具风度的举止甚为赞赏。

在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并目睹了主席的遗容之后，李红一行人特地前往。在此过程中，李红情绪激动，泪流满面，她撰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感想。带着对主席的无限好奇，李红向江青提问，询问主席的身高，江青回答道，主席身高1米82。

在秦城监狱中，江青除了专案组定期的提审，日复一日陪伴她的唯有那些风华正茂的女兵。审判前夕，她的亲人无人探望。即便有人想要探视，也只能透过观察孔，时传祥的夫人、江青的上海保姆，亦只能以这种方式与她相见。

布拉吉裙、中山装、帽子、裤装以及鞋子。

江青所使用的餐具乃塑料制成，缺少筷子，仅以塑料勺为伴；牙膏亦无，唯有牙粉一包。“此乃为确保其安全无虞。”李红如此解释道。

李红与江青冲突

如今的李红，其性格之坦率令人惊叹，她的透明与可爱跃然纸上。她曾言：“22年前，我也是这般，性情未曾有所改变。”

于秦城监狱的岁月里，李红因着她那不屈不挠、斗志昂扬的个性，赢得了“刺儿头”的别称。正是这份坚韧不拔的毅力，导致她与江青之间爆发了一场令秦城监狱为之震动的激烈冲突。

李红手记：XXX即将踏上离去的旅程，他深情地对我说：“我实非心悦此地，是不愿放手与你们这群战士们分别。我忧虑你们的青春岁月，是否在这秦城耗费无遗。你们务必要勤奋学习……”（1978年6月12日）

李红日记：“今晨，我与亓玉梅一同前往203号房间，即江青的监舍。中央专案组决定对‘04’（江青）进行提审，并向她宣读中央文件，对其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我们负责执行押解任务。然而，该犯态度极端恶劣，大声喧哗，对中央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但这显然无济于事。”（1978年6月16日）

李红日记：“……起初接到任务时，心中尚怀有满满信心，无论是监视犯人还是记录情况，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然而，随着日复一日的重复，每日站立两小时，我逐渐感到这成了徒劳，是对青春的浪费，是大材小用。我们这二十多位青年，被束缚在这秦城，为一名犯人效力，实感才智被埋没。往昔还觉得这份工作颇为光荣，如今却觉得自己仿佛沦为了犯人的仆役……”

时光荏苒，李红感慨道。转眼间，她陪伴江青的日子已接近两年。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议，国家主席刘少奇得以昭雪，曾软禁于201监区、被李红赞誉为“气质高雅迷人”的王光美，从女兵的视线中淡出，走出秦城，重获了自由。

江青从广播中获悉了这一消息。李红讲述道：那日，全国范围内下半旗志哀，并暂停所有文艺演出，以悼念刘少奇主席。然而，身处203号监舍的江青，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大唱京剧，一边吟唱，一边比划着表演。哨兵们透过观察孔目睹此景，竟还特地记录在交岗日志中。

此起冲突的直接诱因之一，便是在一次通风换气之际，因时差未算准确，江青偶然窥见了同样被囚禁于同一监区的毛远新，此前她竟未曾得知毛远新亦身陷囹圄。

正午时分，监管人员送来了江青的餐食。李红目睹了江青因对饭菜的不满而情绪激动。江青用力敲打着门扉，李红闻声迅速前来应门（依照秦城的规定，囚犯若有事需报告，但江青历来不按此规范行事，而是选择敲门）。

李红：“什么事？”

江青抱怨道：“饭菜送晚了，竟然是凉的。”随着话语的流转，她的话题迅速转向了刘少奇主席的平反事宜，言语间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进而引发了争吵。李红提出，饭菜可以重新加热，或者换一份新的。然而，江青依旧执着于自己的要求，不肯善罢甘休。

江青抱怨说：“主席尸骨未寒，还把他惟一的亲人关起来(指毛远新)，这是对主席的不恭。”还说：“把主席夫人关起来了，不把我当人看，我有什么错？”

李红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怎么劝都不行，门又不能强行关上，闹了近一个小时，当江青一说上面这句话后，李红一急说：“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第一夫人是杨开慧！”

李红解释说她喜欢杨开慧，是因为杨开慧爱穿白色的学生装，而李红也是酷爱白色衣服的，而江青却从上到下都是黑的。“也许我幼稚，我认为江青是对着干的。”

江青听闻此言，勃然大怒，随即用一句地道的上海话怒斥李红：“你这小废物！”

李红随即回应。

江青怒斥，唾沫溅李红脸。

李红回忆道，那时的我情绪激动，深感受到了侮辱，一时冲动，想要挥拳相向，却被并肩作战的战友紧紧拉住。至于外界传言我曾对江青施以耳光，实则并非事实。

李红回忆道，随后监管人员匆忙赶到现场，强制关闭了房门。江青顿时怒火中烧，情绪激动到几乎在屋内撞向脸盆。彼时，众人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特别法庭的审判，任何差错都绝不允许发生。察觉到异动后，我们立刻敲门，及时阻止了江青的过激行为。

李红语气坚定地陈述：“江青对此极为不满，她坚决要求将我调离。”

此事件引起了公安部的极大关注。部领导在接到汇报后，迅速赶赴秦城与李红进行了沟通。领导首先对李红秉持正义的决心表示了赞扬，但同时也指出其采取的手段并不妥当。在那个夜晚，独立分队召开队会之际，战友们巧妙地将一颗糖果塞入李红的口中，轻声提醒她：“李红，在会议上切勿发言，无论上级如何批评，你都应保持沉默。”

在会议中，领导对李红进行了批评，指出她未能履行职责，注意力分散，监控不力，且过于健谈。李红终因无法忍受而忍不住将口中的糖果吐出，随即开始进行辩解。她阐述道，首先，“04”班的饭菜过凉；其次，“04”班学生心怀不满；再者，负责管理的干部未能听取“04”班关于饭菜过凉的反馈，如此等等，她坚信自己在哨位上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实际上，秦城监狱及其上级主管的武警干部大队，并未对李红产生过严重的敌意。

有关李红与江青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事件”，另有一说流传，然而李红却表示：“此说有所出入。”

2000年12月7日，《党史博览》杂志刊登了汪文凤（即《天安门诗抄》中“童怀周”笔名的作者）亲述，并由王凡、刘东平整理的文章《隔离审查期间“四人帮”主要成员纪实》。文中记载：

谈及女警战士，江青心中最为憎恨的莫过于李红了。她屡次向我们提出，希望能够将李红调离她的身边。这主要是因为李红曾对她进行过威胁与辱骂。

经查，明确了事件的全貌：江青曾向李红表述道：“所谓修正主义的产生，根源在于上级领导的错误导向。至于基层的同志，不过是执行的问题，我对他们并无任何不满。”此后，她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中央领导班子进行诽谤，指责某位领导人“引发了XX事件，这不就是修正主义的体现吗？”

李红当即对她进行了反驳，并对江青说：“对现在首要的是老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是个参加天 xx 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哪吃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坏东西。”

“哎呀，哎呀，我方才是玩笑之言。虽意见不一，但咱们终究是并肩作战的好战友。”

从那以后，江青再没和李红直接冲突，但背后反复向管理部门要求不要李红当值，说李红来她就不放风、不吃饭，但管理部门没理她那一套。当然，她也没因此而放弃吃饭、放风。可得着机会，她便重提调开李红的事，我们也没有答应她。

(李红在2001年3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监舍里没有扫帚，我也没有说那些大义凛然的话。)

第二天，江青监舍的一幕，让李红感到吃惊和意外。

当天李红是8：00—10：00值班，江青敲门，李红去开门。李红看见江青端盆热水，拿着毛巾、香皂站在门口，对李红说：“对不起，昨天太激动了，对你态度不好，洗把脸吧！”她用这种方式向李道歉。

李红回忆说：“当时我想，作为一个年长的、而且有特别身份的人对一个20多岁的人道歉，也不容易，我原谅了她，她毕竟是个老人。”

最后的押解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了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查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1980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检查院特别检察厅向10名主犯送达了起诉书。

李红说，江青是在秦城监狱接到起诉书的，是我和江霞一起押解的，怎么走，谁先谁后，训练了将近半个月。在镜头上，那个在江青前面女兵的大特写就是我。有一次我在长城游玩时，忽然觉得有人给我拍照，我非常警觉，我穿着军装啊。就把人家的胶卷抽出来曝光了，后来才知道人家已经盯着我了，是个日本的记者。

审判前江青的安全保障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压力很大，毕竟她是归我们“保护”着的。

李红回忆说，为了防止在最后的关头出意外，有一天，李红和战友带江青出去洗澡，在此期间，有关技术部门在江青的监舍安装了闭路电视探头，以便随时观察江青的一举一动。

江青特殊的地位和处境，已使她的生活空间没有隐私可言。

但当这一切完成，李红等押江青回监舍时，敏感的江青迅速地向监舍看了一遍。她说：“墙上怎么有个黑点，是不是苍蝇？”李红说“可能是个脏东西”，借此解除了江青的疑虑。

1980年11月19日23：30

遵照上级的命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行押解，离开了秦城监狱。在这项任务中，独立分队的“黑大个”李红和“白大个”江霞肩负起了押送江青的重任。她们小心翼翼地陪伴着江青登上了那辆配备了三排座椅的吉姆车。

车内空间经过调整，中央的座位已被移除，司机与后排乘客之间以一帘白布相隔。江青、李红与江霞三位女士占据了后排座椅，其中江青居中而坐，她的前方摆放着一个痰盂。

李红提及，江青曾遭受内分泌失调和汗腺功能的紊乱，以致于一旦出汗便浑身湿透。加之江青曾向她透露，在生下李讷时遗留了某种病症，即一旦提及小便便会立即排泄，因此她们的车内进行了相应的处理。李红强调，关于江青在法庭上因恐惧而大汗淋漓的说法，实则并不准确，她所经历的并非恐惧，而是病痛之苦。

江青步出秦城，直至抵达正义路一号的公安部礼堂，全程沉默不语，面容庄重，却并无紧张之色。李红补充道：“长队蜿蜒，数十辆轿车……”

11月20日的庭审之际，李红等人在礼堂的侧门将江青移交给两位法警，这两位女警系从天津特别调派而来。

李红回忆道，审判当天，她并未步入法庭。传闻江青转首一瞥，见非李红与江霞，面色微露不悦。审判前夕，江青曾对李红言道：“届时，我定要你们二人随我同往。”然而，她对审判程序却颇为生疏。

李红透露，审判暂停期间，她们将江青从侧门带走。江青在见到李红和江霞时，眼中含泪，不禁问道：“你们为何不与我一同离去？”

未来之事，成公开事。

尘埃落定

1980年12月25日，标志着历史的一座里程碑。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长江华案作出最终判决：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终身剥夺其政治权利。至此，此案尘埃落定。

我国首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的使命行将画上句号。恰逢其时，李红接下了监管江青监舍的最后一班职责——正是午后两点至四点的时间段。

在撤离之际，江青引领我们至她所能抵达的门口。此刻，北京卫戍区的士兵们正忙碌着准备接替岗位。

江青泪水涟涟。她哽咽着说：“再见了，心中满是离愁……”

李红及其战友们自此将江青的形象深深镌刻进自己的历史长河，将秦城的往事融入了各自的生命篇章。

1981年6月，李红结束了在秦城监狱的服刑生涯，随后被调回河南，加入武警总队教导队。

1991年6月3日，李红的战友自秦城而来，抵达河南。李红便询问了江青的近况，战友回答道，她安好，现居于秦城监狱豆腐房改造后的居所。

1991年6月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江青自杀。

江青于1991年5月14日自杀。

在R.特里尔的著作《江青全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间指向了下午三点三十，一位护士匆忙步入房间，惊愕地发现她已悬挂于浴盆之上。其他医生与护士也紧随其后，然而一切已为时过晚。这位集演员、政治家、文艺界的女王以及毛泽东的伴侣于一身的女性，在77岁这一年，悄然离世……

李红闻讯后，沉默良久。

注释

自1980年11月20日起，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四人帮及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进行了公开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江青质问道：“你们所谓的种种事实，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反复纠缠，说成是抄家打我的旗号……这一切都是你们告诉我的！通过丑化我，丑化……，丑化……。我，毛泽东主席的妻子，整整三十八年，我的认识岂是你们所能理解的！在战争年代，唯一坚守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人，你们（指特别法庭的工作人员）都躲到哪里去了？”

“江青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未曾离开过秦城监狱。”在保外就医期间，她的实际居住地便是秦城监狱内曾经的“战犯洗衣房”。

江青为何会自杀

杨银禄

一

凡是研究过“文革”历史的人，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国外有的报刊还不时对她有所报道。在“文革”期间，江青倚仗毛泽东的权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风唤雨，权力极大，影响极深，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开始以后，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有一段时间因病休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代理组长，负责文革小组的全面领导工作。即使陈伯达在组长的岗位上时，江青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说了算。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后，拒不认错，更不认罪。在法庭上，她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大声呼喊：“我怕过谁，我是无法无天。”

目睹过江青此类演绎的人或许会疑惑：“江青这位刚毅不屈、勇猛无畏之人，为何会选择走上绝路？”

览此案例，便不难窥见江青之性情及其自尽之缘由。

1968年秋，中央委员会剥夺了刘少奇的党籍，并解除了他所有党内外的职位。在此期间，江青内心矛盾重重，既沾沾自喜又焦虑不安。某日，她在步入会场前，急切地要求喝水。护士递上一杯水，她仅饮了一小口便因水温过热而喷了护士一脸，随后将水杯摔得粉碎，愤怒地宣称：“你们哪里知晓，为了打倒刘少奇，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多么艰辛！你们如此对待我，让我喝这滚烫的水，这不是在加害于我吗？”

自此次全会落幕，江青屡次向工作人员表达她的坚定信念：“假使未来资本主义复辟，若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得势，我亦无所畏惧。我无畏罢官，无畏入狱，无畏丧命，唯恐陷入生不如死的状态，那对我而言更为艰难。”

二

江青难道真的无畏生死吗？通过我的近距离观察，我觉得她并非全然不惧死亡。

自1969年下半年起，我国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战备状态。某日，江青对我说：“我们必须做好全面的战备准备……尤为关键的是，要学会驾驶车辆。一旦我们都能熟练驾驭车辆，在敌人袭击的情况下，即便司机不幸阵亡，警卫员可以立即接替驾驶逃离；若警卫员也遭遇不测，秘书便可以迅速上车逃走；若秘书亦不幸遇难，护士则能接棒驾驶逃生；倘若你们全部不幸牺牲，我便亲自驾驶车辆逃离。如此一来，我们的生存几率便大大提高。坐以待毙绝非明智之举，亦非我江青的性格。”

1970年的初春二月，听闻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将遭受地震的消息，江青那敏锐的神经再次绷紧。某日，她语气庄重地对我说：“确保我的安全，这是你们肩负的重任，也是党中央、毛主席赋予你们的使命。对我的安全问题，绝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1971年春日某日，江青灵机一动，指示我们在钓鱼台10号楼的宽敞大客厅屋顶上打造一座别致的花房。她言道：“可在屋顶上搭建一排排的铁架子，北端稍高，南端略低，以利采光。架子上摆放硕大的花盆，花盆中填充肥沃的土壤。我心仪的任何花草、蔬菜均可栽种，无需外出，即可怡情养性、锻炼身心。”

我回应道：“我们将严格遵照您的指导，深入进行探究，并在完成研究后，立即向汪东兴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汇报，随后即刻向您呈报结果。”

太危险，不搞了！

1972年7月，江青于北戴河暂作休憩。彼时，她忽生一念，欲探访河北省昌黎县的碣石山。她言道：“此山乃曹操曾至之地，彼曾于此吟咏《观沧海》一诗。我对曹操的文治武功甚是倾慕，欲一睹其足迹所至，还请为我安排行程。”

“不可行，山间无路，行走不稳，十分危险。”她转而对我表示：“小杨，麻烦你给总理拨个电话，请他派一架直升机来，我想乘坐直升机上山。我绝不相信我无法登上山顶！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绝不能轻易放弃！”我依她所言，即刻拨通了总理的电话。总理明确表态：“不行，非常危险，若是直升机出现故障，后果不堪设想，犹如秤砣般坠落！一旦发生意外，我无法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代。请你转告江青同志，请她暂时不要前往。”

江青听闻此言，低声喃喃自语道：“宛如秤砣，宛如秤砣，坠落而下，坠落而下，太过惊悚！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小杨，劳你转告总理，告知他我不愿再前往。”

在“文革”动荡时期，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遭受批斗后不幸自尽。毛泽东在审阅福州军区上呈的报告时，批示中指出缺乏出路导致其自杀。江青在目睹这份报告及主席的批示后，不禁泪流满面。她对我感慨道：“刘培善的离世让主席都感到震惊，这证明他的贡献不容忽视。主席对他的离世深表遗憾。为何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是因为他感到前方无路可走，陷入了绝望。人在极度绝望的状态下，精神几乎崩溃，思维变得混沌，任何极端行为都可能发生。于是，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试图一了百了。这实在令人惋惜！我深感悲痛，实在不认同这种自我了断的方式。”

事例众多，不赘述。

上述案例显示，江青似乎显得胆怯畏生。然而，为何这样一个看似胆小的人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自杀的原因千差万别：有的因遭受严刑逼供，忍受不住肉体的折磨而选择结束生命；有的因遭受诬陷，心怀悲愤而走上绝路；还有的因恐惧罪责而选择自我了断。显然，江青的离世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而是源于绝望。在被隔离审查（最终被判刑）后，她孤寂地度过了长达15年的时光。目睹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她深知大势已去，恢复往日荣光已无望。再加上她不幸患上咽喉癌，身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最终她下定决心，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终结这一切。

1991年3月15日，江青于北京酒仙桥的寓所突发高热，病情严重，遂被紧急送往公安医院接受治疗。至3月18日，其体温逐渐恢复正常。5月10日，江青提出返回酒仙桥寓所的请求，然遭婉拒。

“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包括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则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由此可见，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并非发生在5月13日。

在我看来，若从江青的视角出发，在“文革”期间，有两件值得她铭记的重大事件：

一，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打压。1967年1月13日，他向毛泽东递交了辞呈。同年9月13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被捕入狱。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于北京召开。会上，全会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其永久开除出党，并撤销其所有党内外的职务。会议期间，江青表现得如同一位刚赢得胜利的将军，气焰嚣张。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恢复名誉。江青在秦城监狱中通过广播得知此消息。某日，全国下半旗，暂停所有文艺活动，以哀悼刘少奇，而江青却在监室中高唱京剧，边唱边比划。

二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同伙乘坐256号专机逃离。当天凌晨3点左右，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坠毁，林彪等人自食恶果。自此，江青时常向我们抱怨：“他对我伤害颇深。我早已洞察林彪的阴谋。他们的覆灭正是我长期与他们斗争的必然结果。”

江青，一位崇尚强项、力求尊严且从不动摇的人，性格刚毅、执拗、坚韧不拔。不难想象，在她作出选择、决意告别这个世界，告别她的至亲之时，内心所经历的挣扎是何其剧烈，痛苦至极。我之所以如此表达，并非出于对她的同情，而是旨在阐述，鉴于她的个性，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它源于一段漫长且艰辛的思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