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邓公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作者：李光耀

一次难忘的会面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1978年11月，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访问新加坡，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亲临机场，热情洋溢地进行了迎接。

我曾目睹人民大会堂内陈列的痰盂，遂决定在邓小平同志的座位旁放置一个蓝白瓷质的痰盂，以顺应他使用痰盂的习惯。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这一细节。尽管总统府内设有禁烟规定，我在显眼位置为他精心摆放了一个烟灰缸。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英雄致敬。此外，我还确保内阁会议室内的排气风扇始终处于开启状态。

在我1976年赴北京访问期间，未能与他见面，那时他正遭遇排挤，被迫“靠边站”。起初，他遭受了“四人帮”的打压，然而最终，反倒是“四人帮”被推翻。他耗时两小时三十分钟，深入探讨了苏联对全球构成的威胁。

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对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以及中南半岛的战术布局进行了全面剖析。在越南战场上，苏联明显占据了优势。对于中国与越南之间关系为何如此紧张，以及为何中国必须中断对越南的援助，反而将越南推向苏联的怀抱，这一点让许多人感到困惑。

然而，核心之所在，是越南为何即便违背自身利益，亦坚定地倾向于苏联。其背后原因，在于越南长久怀揣着建立一个中南半岛联邦的愿景。即便是胡志明，也曾抱有此等念头。我国始终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在越南看来，我国是其实现中南半岛联邦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我国的判断显示，越南不仅不会调整其立场，反而可能会加剧反华情绪，对众多越南华裔实施驱逐，这便是最好的例证。我国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方才决定暂停对越南的援助。

邓小平曾言，我国向越南累计输送了超过一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按现今价值估算，已达两百亿美元之巨。若我国决定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支援，苏联便需独自承担起这副重担。然而，苏联自身亦难以满足越南的需求，最终只得将这一重任转嫁至东欧国家，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即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相仿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

他透露，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我国计划重新争取将越南从苏联的影响力中解放出来。我心中暗自思忖，邓小平的战略眼光与美方的领导思维截然不同。他强调，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在于，越南有可能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对这一挑战，我国应采取何种对策？

他反问道，随即自顾自地思索起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实则取决于越南此番行动的深度。他屡次提及此点，却并未直接透露出对越南采取反击的意图。他强调，一旦越南成功实现对中南半岛的全面掌控，众多亚洲国家将面临失去庇护的风险。中南半岛联邦的影响力将逐步增强，这将成为苏联向印度洋扩张全球战略的关键一步棋。

言罢，夕阳已沉入地平线之下。我遂询问他，是希望我即刻发表见解，还是先行休会至次日再行深入讨论，以便他得以换装用膳，亦给予我深思其言的余地。他则回应，不宜让佳肴久置。

邓小平检阅三军

在晚宴间，他待人温和，但内心并未放松警惕，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始终萦绕于脑中。我进一步询问，鉴于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并在曼谷热情款待，以实际行动作出承诺，中国将采取何种后续行动？

他再次低声自语，这全取决于越南所采取行动的严重程度。据我所想，若越南的举动仅限于湄公河一带，事态或许不至于演变得如此严峻。然而，一旦攻势跨越了湄公河，中国便无法再保持袖手旁观的姿态。

邓小平盛情邀请我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回应道，唯有待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中重振雄风，我方愿意成行。他则表示，这一过程将颇为漫长。对此，我持不同意见。我坚信，只要他们下定决心迎头赶上，甚至有可能超越新加坡，这一切根本不成问题。

不论如何言说，我们终究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文盲充斥、无地可耕的农民之裔。而他们，却是那些留驻中原的权贵、文人雅士的后代。听闻此言，他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联手孤立“北极熊”

我国力图与东南亚诸国携手，将“北极熊”孤立于国际舞台之外；然而，实际上，我们的邻邦所追求的是将东南亚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将“中国龙”孤立。在东南亚，并未出现所谓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起共产主义叛乱的“海外苏联人”，而是有受到中共及我国政府鼓励与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构成威胁，在印尼的威胁程度则相对较低。

何况我国明言，鉴于与海外华人间的血缘纽带，它不仅跨越了“海外华人”所属国家政府的界限，更直接向他们发出号召，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鼓动他们回国参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数周之前，恰逢金秋十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访新时，恰巧就落座了邓小平昔日所居之处。我向范文同询问，为何越南会遭遇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加掩饰地回应，作为一名华人，理应明白华人在任何时候均怀抱对中国的深厚情感，正如越南人民无论身处何方，总会坚定地支持越南。对于范文同的见解，我并不特别关心，然而，我所忧虑的却是，他在向马来西亚领导人发表同样言论后，可能引发的波澜。

我再次回顾一桩往事。曾几何时，越南在联合国的常任代表曾对四位东盟的常任代表言及，越南对国内的华裔公民始终秉持平等的态度。然而，这些华裔却辜负了这份善意，多达十六万人从河内越过国界逃往中国，或是纷纷搭乘船只，大规模逃离南越。这一切，都被视为华裔忘恩负义之行的后果。

印尼的常驻代表即便注意到，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其余三位常驻代表均为华裔，仍执意声称越南对国内的华裔过分宽容与仁慈，并呼吁越南效仿印尼的做法。我决心让邓小平充分认识到，新加坡所面临的，是来自周边国家最为直接且本能的猜疑与防范。

我需补充一点，范文同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而邓小平则对此表示了拒绝。此外，范文同承诺不会支持任何颠覆行为，但邓小平并未作出相应的承诺。由此看来，马来西亚民众对邓小平的态度或许充满了疑虑。

在马来西亚，马来回教徒与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与印尼华人之间，长久以来都弥漫着猜疑与敌意。正是由于中国持续向东南亚传播革命理念，使得我的东盟邻邦普遍期盼新加坡能与他们并肩作战，其目标并非抵御苏联，而是共同对抗中国。

李光耀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

我指出，期待亚细安国家对他所提出的建议给予积极反馈，并携手构建一个共同战线以对抗苏联与越南，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进而建议，各国应就解决此问题的策略进行深入交流，随后我稍作停顿。

邓小平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流露出他的惊讶。他深知我言辞的真实性。他忽然发问：“你希望我采取何种行动？”我感到意外。在此之前，我未曾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在面对现实时愿意放下个人成见，甚至询问我他应如何行动。

“具体细节我并不了解，但共产党无论在何处展开斗争，都必将取得胜利。”

“请停止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呼吁。对中国而言，若能淡化与亚细安华人的血缘联系，避免激发种族情感，对亚细安华人群体或许更为有利。”

实际上，不论中国是否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似乎难以根除。然而，每当中国无所顾忌地唤起中华民族的血脉情感，这种疑虑在原住民心中便愈发根深蒂固。中国有必要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仅表示他需时深思我所述之言，但他同时强调，他本人绝不会步范文同的后尘。邓小平亦曾受邀于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该纪念碑旨在缅怀剿灭马共势力中的英勇烈士。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他深知自己无法采取此类行动。他指出，范文同之所以作出此举，乃因其被视为“异类共产党员”，他“背叛了自我灵魂”。

邓小平：中国话，一句顶一句。

邓小平曾言，我国言行一致。我国人民坦诚直言，言出必行。在韩战时期，我国公开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若美军逼近鸭绿江，我国绝不容忍坐视不管。然而，美方对此并未予以重视。

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我国人民秉持着直言不讳的原则，无论有何见解，均能畅所欲言。而在党的层面，据译员透露，邓小平似乎并无额外言论要补充。实则，邓小平以华语表述，直言自己已“不再愿意重申”。

他阐释道，我国再次强调华侨政策，其背后原因主要有二：一者，源于越南对我国的不友好行为；二者，基于我国内部深思熟虑的考量，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恶劣影响密切相关。在那段动荡岁月里，海外华侨在内地的亲人饱受折磨，遭受迫害或被监禁的案例比比皆是。

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关于柬埔寨事宜，他向我郑重承诺，我国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上，不会受到苏越两国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的影响。即便越南试图联合苏联对中国构成威胁，我国也绝不会因恐惧而屈服，更不用说苏联也不敢公然挑衅我国。

他语气庄重地表示，一旦越南对柬埔寨构成侵犯，中国必将予以严惩。我国势将令其承担相应的代价，而苏联也将最终认识到，支持越南的行径乃是一份难以承受的重负。

邓小平与李光耀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在晚餐时分，我特意放任他尽情吸烟。然而，他指向身旁的夫人，解释道：“医生曾叮嘱我要戒烟。”他正在努力减少烟量。当晚，他全程未抽一根烟，且并未使用痰盂。他阅读过相关报道，得知我对烟草过敏。

在离别之前，我再次邀请他至总统府的官邸一晤，我们交谈了整整二十分钟。他对于能在58年后重返故地显得格外兴奋。新加坡的巨大变迁令他感到赞叹，并向我表示了祝贺。他坦言，在前往会见马克思之前，他一直心心念念地希望能够先游历新加坡及美国。

新加坡，那片曾作为殖民地历史的岛屿，与他有过一段邂逅。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前往法国马赛求学和工作的途中，偶然途径此地。至于美国，那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话不可避免。直到越南侵犯柬埔寨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他为何如此渴望前往美国。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直接向他询问，若越南真的对柬埔寨发起攻击，他将如何应对。他是否会坐视泰国孤立无援，袖手旁观他们遭受威胁和恐吓，最终选择向苏联寻求支持？

“这一切，终究还是要看他们能做到何种程度。”

数周之后，有人将《人民日报》上关于新加坡的报道递给了我。文章的视角发生了转变，新加坡被描绘成一座如诗如画的花园城市，其绿化环境、公共住房体系以及旅游业均被视为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典范。我们也不再是所谓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至于对新加坡的看法，到了次年，即1979年10月，又有了进一步的演变。

在一场演讲中，邓小平曾言：“我前往新加坡实地考察，探究其如何有效运用外资。新加坡通过外国企业设立的工厂，实现了收益的增长。首先，外国企业需缴纳其净利润的35%作为税款，此笔款项归国家所有；其次，劳动所得全部归工人所有；再者，外资的投入亦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这些无疑均为（国家）的收入来源。”

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

他必须确保，一旦中国采取行动对越南实施攻击与“惩罚”，美国不会与苏联站在同一立场。这正是他急于访问美国的原因所在。当时，我正在香港粉岭的总督府宾馆度假，享受高尔夫球的乐趣，期间邂逅了一位曾供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

他轻蔑地认为邓小平的警示不过是虚张声势，因苏联海军已然驶入南中国海。我则回应，不过三个月前，我亲与邓小平会面，他向来话语谨慎。两天之后，即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发起对越南北部的边境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