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隐韬生平新发现！这些材料首次公开

革命先驱张隐韬，身为沧州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首位共产党员，他在1925年成功组织了农民自卫军，这标志着我党在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方面的一次早期探索。不幸的是，1926年2月，张隐韬被捕，并在盐山县旧县镇（今千童镇）英勇就义。目前，关于张隐韬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依赖于刘格平、罗章龙等人的回忆录以及张隐韬本人的日记。尽管相关史料已较为丰富，但仍存在进一步挖掘的潜力。作为烈士的牺牲地，盐山县持续致力于搜集整理张隐韬烈士的相关资料。近年来，该县陆续发现了若干新材料，这些新材料与现有资料相互印证，为完善张隐韬的生平事迹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一、1922年6月在天津开办“五五书报代卖社”的启事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决议，其中对出版物的宣传以及劳工补习学校的建立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据罗章龙的回忆以及张隐韬的日记记载，1922年春季，张隐韬在天津，经罗章龙和安幸生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六月，他与共产党员于树德等人积极在天津设立了工余补习学校、工人图书馆、五五代读社、工人乐群会等多个团体，致力于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新近发现的，刊登于1922年6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的《天津五五书报代卖社征集书报启》一文，为这一时期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22年6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版面。

《书报启》首先说明代卖社成立的缘由，主要就是为了扩大全国各出版社所出版的新文化和科学的书报在天津的销路。原文为：“诸位新出版界同仁，公认天津为华北的繁华都市，亦公认其为传播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理想之地。但你们所发行的新文化和科学读物在天津的销售情况如何？是否普遍觉得销量偏低？这是为何？难道不是因为天津缺乏专门推广此类书籍的机构吗？天津的缺失不仅令你们感到困扰，实则也成为了津门百姓的一大痛楚。同仁们一直有组织此类机构的意愿，但由于力量有限，始终未能如愿。如今，我们已忍无可忍，耐无可耐，故而成立了代卖社。”

目前，本社虽已正式运营，但社员数量仅有十名，资金积累亦仅百余元。鉴于这一现状，我们难以像常规资本书店那样运营。因此，恳请各位出版界同仁理解。若有意在华北推广贵社书报，请先将书报及代售条款寄送至本社，或先行与本社沟通代售事宜。本社承诺将竭尽全力予以协助。此致，敬上。

1922年6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布了《天津五五书报代卖社征集书报启事》。

附：五五书报代卖社章程。

“第一条：鉴于本社成立于马克斯先生诞辰之日，即五月五日，故取名为‘五五书报代卖社’。社址位于天津工余补习学校之内。

第二条：本社宗旨在于推广文化与科学知识，致力于编辑出版各类书籍和报刊。

第三款：本社资本总额不设固定额度，每股面值定为五元，股东可自由增购股份。

第四款规定，本社的社员得以自由加入，仅须缴纳至少一股股份即可。

第五条 每社员享有一个表决权。

第六款，本社特设正副主任各一位，此二人将由本社同仁共同推选产生。

第七款规定，社内盈余在扣除运营费用之后，将其中一半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另一半则专项用于支持劳动运动。

第八条 规定：本章程所涉及的社员总会之决议，均可进行相应修改。

张隐韬，副主任：于树德”。

二、1922年10月在北京参加“废督裁兵”运动大会的报道

1922年7月2日，蔡元培等人士联合发起，成立了北京国民裁兵促进会。该会以“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为核心宗旨，向时任总统黎元洪提交了废除督军和裁减兵员的三项具体建议。同年10月10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场由86个团体共同发起、超过8万人参与的国民裁兵动员大会隆重举行。蔡元培、丁慕韩等知名人士相继登上讲台，发表激昂演讲，强烈呼吁北京政府严格执行废督裁兵的既定计划，以终止军阀间的无休止混战。

1922年10月12日，《民报》第三版刊载了张隐韬在北京出席“废督裁兵”运动大会时所发表的演讲稿。

1922年10月12日，北京《民本报》详细刊载了北京裁兵运动大会的动态，其中有长辛店工人代表张仁超演讲：“工人之不侪于人类，由来已久，工人之欲努力奋斗、脱去奴隶之羁绊，怀念亦不自今日始。人类社会美满之幸福，完全为工人血与汗之结晶，而工人所得之报酬，则适相反。工人闻裁兵之运动，工人实发生无限之同情感想。工人欲求自由，故工人始终抱定一奋斗之精神，而兵士亦属人类，何甘于奴隶牛马？愿兵们与我辈工人，作自动的奋斗。愿今日到会之同胞永久而一致的加以援手云云”。张隐韬1923年10月10日日记记有“在十一年前的这一天，我在北京参加了‘裁兵废督’的国民大会。”由于张隐韬也被称为张仁超，因此可以确定，那位以长辛店工人身份参加运动大会的张仁超就是张隐韬本人。

三、1924年10月，与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的报道

现存《张隐韬日记》的第三册内容涵盖了1924年6月25日至9月4日的记录，主要记载了作者在黄埔军校的学习与生活片段。遗憾的是，关于其9月之后的经历，因日记的缺失，多依赖于他人的回忆。近期，我们找到了一份1924年10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该报道记录了同年10月20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的记录。其中第二十二项报告涉及“军官学校张隐韬提出的军事运动分工案”，这一内容为研究张隐韬在黄埔军校的经历提供了宝贵的补充资料。

1924年10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第八版上，报道了张隐韬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并提出了关于军事运动分工的提案。

四、1925年5月在开封参加胡景翼将军追悼会的记录

刘格平的回忆中提及，张隐韬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接受了党的委派，前往河南国民二军从事军事运动工作。这段经历，正是激发了他“组建自己的武装”的念头。我们在胡景翼军长逝世纪念出版物《胡上将军北京追悼大会特刊》中，发现了一段关于张隐韬在此期间活动的记载：1925年4月10日，胡景翼于开封不幸离世，5月3日，郑州各界人士举行了追悼会。张隐韬与杨天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身份出席了此次追悼会。该组织由廖仲恺、周恩来在1924年8月指示蒋先云、王一飞等人发起，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1925年初，该组织扩编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我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军人团体。

在1925年，《胡上将军北京追悼大会特刊》中记载，张隐韬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于郑州出席了胡景翼的追悼会。

五、1926年1月，沧南盐庆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发布了“快邮代电”。

根据刘格平的回忆，“大概是（1925年）年底或是一九二六年初，一天，在天津驻防的史可轩突然找到我说：‘张隐韬在南皮、盐山一带，向全国发了一个快邮代电，发表了农民自卫军成立宣言’”，可见刘格平得知农民自卫军“快邮代电”是从史可轩口中得知，并未亲自见过原文。实际上，1926年1月24日天津和北京的《益世报》均刊登了这份“快邮代电”，原文为：

“昨接沧南盐庆农民自卫军以快邮代电发表宣言云：呜呼，吾农民之不得生活也久矣，干戈扰攘，风云万变，有一不扰民者乎？盗匪猖獗，抢掠四起，有一不害民者乎？且明明军队也，而杀人、而防火、而绑票，是军队而盗匪矣，明明盗匪也！而军装、而鼓号、而勒索，是盗匪而军队矣！简言之，无日不有兵，即无日不有匪，致令吾民，室如悬罄，野无盖藏，壮者散而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无远近、无贫富，同归于尽而后已。吾民置此时际，惟引颈以待戮乎？抑设法以自卫乎？此沧南盐庆同人等，组织农民自卫军之所由来也。查四县武装自卫，开始于民国十二年，直军二十三师驻沧时，曾有游击队之组织。讵成立年余，直军溃败，于是我自卫军队复为奉军张宪所吸收，改组保卫队，用人编置，悉由主持。其初宣言，纯系为民，别无作用。及去岁战事初起，首先调用保卫队于大名，置信义于不顾，以致土匪陡起，祸及闾阎，言念及此，可为痛心。夫吾民，生当斯世，宜力图自立，如事事仰赖他人，未有不立法自毙者也。今我四县之实力，虽归丧失，然尚有破余之枪械也。如稍事收拾，加以整顿，精诚所至，妖魔立伏。所望我父老兄弟，枕戈待旦，作励精图治之心，背城借一，为亡羊补牢之计，大难其庶有豸，否则万劫不复，何以生存？世有同病相怜者乎，盍兴乎来。军长陈修夫，副军长张隐韬。通信处南皮县马村镇中学校。沧南盐庆农民自卫军。”

1926年1月24日，《北京益世报》第六版刊登了题为“沧南盐庆农民自卫军”的“快邮代电”原文。

这份“快邮代电”的原文详尽阐述了农民自卫军的起源、历史背景及成员构成，为我们全面研究这一武装力量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原始文献。此外，原文中提及的自卫军名称为“沧南盐庆农民自卫军”，与现今广泛使用的“津南农民自卫军”名称存在细微差异。同时，原文中记载的农民自卫军军长为陈秀福（而《益世报》中记载为“陈修夫”），副军长为张隐韬，这与刘格平回忆中的司令张隐韬、副司令陈秀福的职务有所出入。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考证研究。

今年恰逢张隐韬创建农民自卫军百年纪念之际，新材料的发掘有望为充实张隐韬生平的记载、深入探究其革命思想的起源与发展提供珍贵的史料支持。借此机会，我们得以缅怀这位率先投身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实践的伟大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