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三日记：大饥荒的记忆

难以寻觅恰当的言辞，以倾诉我对他的怀念与崇敬之情。我们之间的友谊已跨越二十余载，而他，更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情怀的仁者。近日得知，他不幸身患绝症，不久前便离我们而去了。按照他的身份地位，通常省报上会有相关的消息发布，然而不知何故，至今未见任何报道。我亦不敢贸然拨打他的家庭电话。经过多方询问，得知他生前有所交代，丧事不宜大肆宣扬，尽管如此，他离去的消息已是确凿无疑。

王民三，1925年出生于我国，自1938年起便投身抗日征粮事业，从河南起步，一路南下江西，继而西征至贵州，征粮工作贯穿了他的旅途中。1956年以后，他肩负起贵州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的重任，之后从贵州省粮食局的局长职位卸任，转至省人大，担任常委和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职，直至1994年正式离休。即便退休，他依旧未停歇对粮食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深入调研与深思熟虑。

他的日记被誉为“中国粮政第一日记”。

王民三养成了记录多年的习惯，将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及所见所闻，悉数记入日记。尤其是那段三年困难时期的日记，记录了一位省粮食主管部门负责人对当时首要大事——粮食问题的深刻洞察。2010年3月，他精选了日记中的一部分内容，汇编成书，命名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日记》（摘录）。该书从1959年1月1日起，一直记录至1961年12月25日，一经推出，便在业内引起了广泛关注。[见本期下文《贵州大饥荒记录》]

从日记可见，1958年，贵州高估产，重征粮。某些地区正值秋收之际，却已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预定征收的粮食任务是36亿斤，然而至年底实际仅完成了25亿斤，其中更夹杂着高达5亿斤的虚报数据。此外，征粮进度亦不复存在。1959年伊始，一月，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与会者普遍担忧，生怕粮荒问题进一步加剧。会议中，对于1957年本省兴义地区因粮食短缺导致人员死亡的严重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

面对这种情况，1959年上半贵州省面对中央调拨2亿斤粮食的指示，起初持抵制态度，并对粮食厅向粮食部汇报情况之不足表示了批评。然而，在压力之下，最终不得不妥协，开始采取措施反瞒产，并组织粮食向中央上调。步入下半年，国家粮食供应持续吃紧。1959年12月19日，王民三在其日记中记载：中央紧急召开电话会议，一位领导在会上表情凝重地表示：“省内若有人命陨落，那只是该省面临的挑战；而若是在京城发生，那便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为此，我们需秉持全局观念，责令贵州省即刻调配粮食，总量达到一亿斤。

一方面自顾不暇，另一方面却需提升粮食产量，贵州地区的大饥荒便应运而生。

王民三在过去的三年里，多数时光都投入于深入农村的实地调研。对于农村粮食短缺的严峻形势，他有着深刻的体会。1959年初，面对省内各地上报粮食产量不断下滑的严峻形势，当时的省府领导明确指出，1958年贵州的粮食产量已达180亿斤，不能再有进一步下降。在王民三的日记中，他如此感慨：“若能维持在120亿斤的水平，已是天大的幸运。然而，即便左思右想，我也无法找到粮食短缺的真正原因。”

彼时，盛行着共产主义的潮流，粮食需集中起来以开办食堂。而粮食少，不够时吃代粮。代粮资源丰富多样，包括蕨根、红籽、青冈子以及可供食用的树叶等。1961年2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录道，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全省食堂所收集的代粮物资总量达到了10亿斤。在另一篇日记中，他又提到了……用以充饥的食品，诸如谷壳、菜籽饼以及以瓜菜代为食等。

王民三立规矩。下乡食堂用餐，掌握实情。他在日记中记，食堂见。高粱壳难吃。尽管额外分配了一块红薯，农民们仍旧敲击碗盏，流露出不满之情。老支书见状，心生不忍，便设法为他寻来了几颗核桃以示慰藉。

他的日记详尽地记载了自中央至地方在粮食问题上所涉及的诸多思考与争执，涵盖从国家最高领导人至省、地、县各级领导对粮食问题的见解与立场，以及他本人对这些问题所持的赞同、反对或疑问之点评。铭记了对上述无视事实的决策的抗争，承载着“民以食为天”的深刻思考，记录了他投身粮食决策时所经历的“为民请命”的种种挑战。

面对遍地的饥荒，尸体横陈，人食人惨象屡见不鲜，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死亡数据不断涌现，他不得不在日记中反复书写“危急！危急！”以表达内心的忧虑。在城市中，因粮食短缺，居民的口粮分配极为有限，频繁出现饥饿难耐者抢夺粮食、争夺饭食的情况。他坚决主张削减对贵州粮食的调拨，频繁穿梭于省内各地，既竭力施以援手，调整粮食供应，传递可替代粮食的物资和蔬菜以解燃眉之急的信息，然而面对微薄的资源，深感力不从心，办法有限，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常泪不能眠见死。

笔下现贵州领导层，姓氏知名。情况严重，无人不知。却又各有表现。面对压力难以承受，或是为了讨好上级而向下级施加压力索要粮食的，有坚守爱民护民信念的，还有收养那些因贫困而失去父母的孤儿。官员群体亦大批量地因饥饿及营养不足而出现水肿现象。省府甚至将出现水肿症状的厅局长级领导临时汇集，安排住院治疗。王民三及其家庭共六口人，其中四人出现了浮肿现象。在厅内，浮肿的患者超过五十人。王民三本人亦因中度浮肿，不得不住院治疗。重任在肩，迅速投入工作。

我国著名的中国饥荒研究专家帅好，曾多次造访王民三先生。在其著作中，帅好将王民三在这一时段所撰写的日记誉为“中国第一粮政日记”，这一说法确实颇具道理。作为一位负责粮食管理的政界要员，他亲自体验并亲身见证了自己的焦虑与心路历程，将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时至今日，尚无人能出其右。他在前言中提到：他精心整理了这些日记，旨在肩负起一位前辈对历史的责任，并深切缅怀那个时期因饥饿而离世的那百万贵州农民。日记整理出来后，十余位见证那段岁月的老同志受邀审阅，一致认可了这份史料的积极作用。他的记录，具备重现昔日情景的独特功能，相较于普通史料，显得尤为罕见，更显其珍贵之至。我想，无论是中外学者，在探寻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时，但凡知晓这部“第一粮政日记”的存在，无不将其视为研究的焦点。

从困惑到欣喜于包产到户。

王民三在日记中，不断探寻大饥荒原因。

彼时，赵紫阳正着手于广东地区针对瞒产私分粮食事件的调查工作。他揭露，此类行为已占据总产量的一半，遂将这一情况以报告形式呈递至中央。王民三在翻阅了中央批转的该份报告之后，于1959年3月1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将粮食生产大跃进所取得的成果，过分依赖于反瞒产私分的手段，实则并不完全适应各地实际情况。”他未赴广东，却认为这不合贵州实际。凭借他在贵州农村的亲身见闻与深入了解，显而易见，那里根本不存在可供瞒产私分的粮食。他在日记里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仅仅揭露瞒产私分，难道这就能验证大跃进的成功吗？”

面对国家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王民三在其日记中亦有所记录。在1959年4月23日的日记中，他如此记载：中央紧急下达电报指令，要求各省务必严格遵照执行粮食上调任务，确保任务圆满完成。此举不仅通知省委，更是罕见地同时通知至省厅。1959年4月30日的日记记载：国家交通、铁道以及粮食等部门共同召开了一场电话会议。铁道部长在会上强调，必须服从粮食运输的需求，全力以赴确保上调和出口任务的顺利完成。1959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提及，中央紧急召开电话会议，旨在调配粮食。日记中特别注明，中央所保有的城市粮食库存能够维持的时间，北京和天津为4天，上海为2天，辽宁为6天。1960年5月9日的日记再次记录，中央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为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配粮食，以防出现脱销的风险。

粮食短缺乃至饿殍遍地的现象，在全国多地频繁发生，终成举国震惊的大事。日记中写道：也有人在上层反思，指出哪些地方过于夸大其实，那些地方的日子便愈发艰难。亦对先前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在1961年1月6日的日记中，如此记载：毛主席曾言，中央采取“一吹二压三许愿”的策略，致使基层工作愈发难以展开。这一严苛的征购政策显然是上层意志的强推。在1961年6月5日的日记中，他如此记载：审视胡耀邦的调查报告，其中提到：“我国农村政策的核心在于，凡所短缺，便统一调配；一经调配，所需物资便相应减少。”他引用在贵州所听闻的实例进行点评道：“惠水县在养殖兔子的过程中未实施统一收购与销售政策，因而其发展势头迅猛，这充分印证了这一真理。”

在他的日记记录中，仅零星提及1959年夏季，贵州地区遭遇严重旱情，所幸后来降雨降临，情况得以缓解。频繁提及的，乃是人为的灾祸，诸如过度征粮，甚至将农村所保留的种子亦尽数征收。在生产领域，更是盲目指挥，不知所措。1959年7月7日的日记记录道：推广密植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在大方县的一个公社管理区，小麦播种量高达2.9万斤，然而最终收获却仅有4万斤，他如此说道。这种密集种植方式，一粒播种，一粒收获，实乃劳民伤财之举，实属得不偿失。

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得以窥见大跃进时期对丰收的过分吹嘘。1959年9月28日，他如此记录：“省委对丰收的数字进行了重新核定——”1958年公布的粮食产量数据曾标示为180亿斤，但经重新核定为“151亿斤”。他在日记下加了注。落实数80亿斤入史书。），再度面临征粮的压力，这所谓的大丰收竟超出了农村所能承受的极限。1960年10月9日，日记中以一个典型的县域为例，其粮食产量仅达4100万斤，然而，分配给该地的征购任务却高达4400万斤。），农民被迫在无法确保粮食供应的集体食堂就餐，不得自行烹饪，甚至被强制参与大炼钢铁运动，而此举注定徒劳无功。与此同时，农作物在田地间腐烂，这些正是这场灾难的根源所在。

1959年至1960年，无疑是最为艰难的岁月。自1961年起，情况逐渐转好。二月，报纸上发布了国家开始进口粮食的消息，三月，贵州省得到了国家从其他省份调拨的数千万斤粮食以解燃眉之急，随后，贵州省上调粮食的任务也得到了相应调整。遵循中央新的精神，政策上开始出现松动，生产小队得以实行包产和超产奖励，食堂不再强制设立，农民可拥有少量自留地，并允许开展小规模的家庭副业。除主要农产品外，集市贸易得以放宽，农民得以出售或购进所需产品。在实施得当的地区，农民实现了自救，那些去年曾遭遇大量人员死亡的地区，如今已无死亡案例，甚至浮肿病也不再出现。

本日记册收录了他1962年的日记篇章。细读附录中的记录，可见自那时起，贵州农村地区在明处与暗流中，包产到户的风潮如疾风骤雨般迅速蔓延。某些地区，小贩开始贩运粮食，黑市大米的价格更是从3元跌至0.8元。王民三在日记中提及，他在黔南州逗留了14日，所至之处，基层农村的包产到户比例可能已高达80%。询问过的农民普遍表示对包产到户持赞赏态度。日记中还记载了众多农民家庭得以享用白米饭的情景。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也得以恢复并增加。年中时分，省里派出的26个工作组汇报了工作进展，死亡案例已极为罕见，上半年全省的死亡人数估计不会超过1000人。1959年12月，遵义地区下辖的13个县中，竟有6个县的死亡人数在一个月内超过了千名。尽管当时政策未允许实施包产到户，王民三在日记中阐述道，包产到户有助于解决粮食问题，增产即真理，这又与马克思主义有何相悖？至8月下旬，北京传来指示，要求坚决改正包产到户的做法。一方面，他对整体局势的改善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对包产到户的前途亦心生忧虑。

他的日记里充斥着对上级的不敬之词，文革时期，他同样遭受批斗之苦。若一旦被发现搜出此物，牢狱之灾便在所难免。令人费解的是，他究竟使用了何种手段，竟敢冒险将其侥幸保存至今。

然而，情形显得尤为复杂。尽管历史曾留下惨痛的教训，但在改革开放前夕，贵州再次掀起了关于征粮与调粮的激烈争议。1977年，尽管贵州省的粮食产量颇丰，却不幸陷入了高估产、高征购的过度调控困境。王民三致信于贵州当时的执政官员，指出该省农民的口粮水平仍旧偏低，强调不应再加重他们的负担。他建议减少粮食征收量，然而此提议却遭到了多次严厉的指责。

次年初，王民三于京城举办的粮食会议上，向粮食部部长紧急汇报称，贵州省内部分县域已显现粮食短缺、炊事中断的严峻状况，恳请批准从储备中退还一亿斤粮食。因触怒了省级高层领导，屡遭严厉斥责，被迫撰写检讨书，甚至一度面临被撤职及开除党籍的危机。直至北京方面亦对王民三的见解表示认同，此事方告一段落。

或许正因历经了痛彻心扉的教训，身为同历者的赵紫阳深谙此道，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与安徽的领导者万里并肩，积极推动农村改革。凭借显著的政绩，他在民间赢得了“若求粮食，当寻紫阳；若需大米，当找万里”的崇高声誉。

王民三素以勤于思考与勤于记录著称，自青年时期随军出征以来，直至晚年，始终未曾间断地坚持着撰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与文章，虽众多篇章已集结成书，然至今仍未有公开且正式的出版物问世。主要摘录日记《离办记》文章集纳《民以食为天》等著作，亦是他所著。此外，他还担任了《民工潮——农村劳务输出与劳力转移问题研究》等资料册的主编。在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中，部分其于三年困难时期前两年的日记被摘录发表。

关心改革，我们成了忘年交。

这些内容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联系。回溯至1986年，他曾在报纸上发表关于输出农民工的观点，我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对其观点产生兴趣并寻求交流，从而结识了他。当时，这一问题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他解释称，自己的研究初衷是从粮食问题着手，关注农民工现象，“一去空手，归来富贵”，这不仅有助于缓解贫困地区的粮食压力，实为有益之举。

自那之后，他时常邀请我一同下乡进行调研。他将调研所得的成果与个人见解，寄送给省府的领导以及老友们审阅，这不仅是为了思想上的交流，也为决策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94年5月9日，我国政府作出了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决策，其核心在于国家主导主要粮源的调控。此改革衍生出三项主要政策：一是按保护价全面收购农民的余粮；二是粮食收储企业应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三是粮食收购资金的流转需实行封闭管理。该政策旨在稳定粮食市场，并削减国家对粮食收储企业的补贴支出。在理论层面，这一方案似乎颇具成效。

“如今，在粮食领域，若再推行比统购统销更为严厉的垄断措施，已显不合时宜。”随后，该改革因在实际操作中遭遇诸多棘手难题，推进过程颇为曲折。随后，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才促成了显著的进步。

“在我看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参与反腐倡廉是既可行又必要的举措。宪法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监督机构。”此刻，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了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贵州省委前书记刘方仁所存在的问题。

1993年，刘方仁自江西赴贵州担任要职，不久便与一位女性产生了亲密关系，进而卷入了一宗经济纠纷案中。由于自身存在问题，面对反腐议题，刘在发言时常常避重就轻，或是采取压制态度。自1994年3月3日始，王民三便开始在日记中提出对刘言论的质疑。至1997年2月23日，他裁剪了关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因受贿被判处刑罚的报道，并寄送给了刘方仁。在日记中，他留下了一句：“观其有何感想。”

2000年10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媒体人士指出，刘方仁存在高额额外收入疑云，其多篇报告和演讲内容频繁见诸报端，并据此获得稿酬，此举是否合规引发质疑。1998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众口一词，民间及众多记者均诋毁刘为贪婪之徒，涉嫌与私营商人非法勾结，难道高层对此竟一无所知？2002年10月，刘某因涉嫌违纪违法，最终被采取“双规”措施，随后遭到逮捕并依法受到审判。

于日记之中，可见他对政治经济走向密切关注，对政策变动亦甚为留意。他主张积极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高度重视产权改革。他勤奋阅读书籍与报纸，与省内外诸多资深领导保持着紧密联系，尤其与林若则频繁书信往来，交流各自政见。此外，他亦不时深入地摊、澡堂，与民工们交谈，从他们那里获取对底层社会的真实洞察。

他向来怀揣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忧虑，同时亦重视实事求是与真情流露。他习惯于通过探究真相来阐明事理。一旦形成自己的看法，便会直言不讳。即便是在退休之后，这一习惯依旧未改。那一年，省府宣布粮食将迎来大丰收，他遂向省委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据他所知，粮食产量数据存在偏差，不宜宣称实现大丰收。因此，他在表述时已将“大”字从“大丰收”中去除。第二年，他再次提交报告。收了油菜籽，为何没油？提出收购问题，受重视。

再不见他高大的背影。

2013年5月左右，我接连接到他的两次来电，询问我当下的忙碌状况。我心中明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通常意味着他有所思虑，想要进行一次深入的交谈。那时，我的母亲刚刚住院，病情危急，我急忙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他，并提到自己需要频繁往返医院。他简短地询问了情况后，便说：“那你忙吧。”我怀疑他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身患重症，想要借此机会与我交谈。如果真是如此，那实在让我感到遗憾，因为我失去了探望他的机会。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我们相识多年，却很少谈论彼此的健康和家庭情况，我们的交流主要集中在改革进程和各自的观点上。

他的听力逐渐衰退，时常需要借助助听器，但效果并不理想。记得有一次，他莅临我的办公室，我不得不提高嗓门与他交谈。隔壁的同事恰好路过，听到我们的对话，便从办公室门口经过时调侃道：“看来是贵客来访。”我回应说：“是一位来自省里的老领导。”他由衷地赞叹：“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贤士啊。”

他来访时，有时有车辆前来接驾，有时我亦亲自驾车接送。然而，渐渐地，他提出需多加步履，便婉拒了乘坐。幸运的是，他的居所并不遥远，我时而将他送达家门，时而陪伴他一段路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坚决拒绝了我的好意，声称自己能够慢慢行走。由于基本无需穿越街道，我亦不再坚持。他身材高大，体型魁梧，即便年事已高，其身高依旧与我1.78米相仿。我猜测，他年轻时，身高或许已达1.8米。此刻，目睹他那逐渐在人群中消逝的背影，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悲伤，因为他那高大的身形，终将不再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

鲁迅在其著作《中国人是否失去自信力》中提及：自古至今，我国不乏埋头苦干的身影，有那拼尽全力、不懈奋斗的勇士，有那为民请愿、矢志不渝的楷模，更有那舍生忘死、探寻真理的志士……这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所在。我想，这位远行的长者，亦应被纳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