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如何得以昭雪？幕后推手李克农功不可没

他是我党历史上在隐蔽战线、文化战线以及统一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他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诸多艰巨任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他屡次为党搜集到重要的战略情报，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他，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经受了严峻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潘汉年。

潘汉年，生于1906年2月，逝世于1977年4月14日。

谈及潘汉年，其与“潘汉年案”的关联自是不可或缺的一笔。

1955年，潘汉年蒙受“反革命”罪名，直至1982年方才昭雪。这一历时27年的冤案得以澄清，与另一位在我党和军队隐蔽战线中杰出的领导者李克农上将密不可分。

以下内容摘自《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者》（开诚 著）一书中所载《潘汉年事件》篇章。

开国上将李克农

在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执行情报工作时，与汉奸汪精卫暗中勾结，沦为“内奸”。这一消息宛如晴天霹雳，令李克农耳畔轰鸣，头脑眩晕。他难以置信，那位与自己在革命道路上共生死、情报战线上并肩作战数十年的战友潘汉年，竟会是所谓的“内奸”。

李克农回忆起潘汉年过往为民众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深知无论在何种情境下，他都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战友。

在解放战争后期阶段，潘汉年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即秘密组织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沈雁冰等逾三百位民主派人士从香港撤离，并将他们安全转移至东北和华北的解放区域，以便他们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从这一事件本身来看，若他真如传言中的“内奸”，又怎会采取如此行动？当时，香港岛上国民党特务横行，港英政府戒备严密，潘汉年若稍有不慎泄露风声，这些民主人士的安全便将受到极大威胁。

在开国之初，陈毅（居中）与潘汉年（右侧）、盛丕华（左侧）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潘汉年给李克农留下了深刻印象：身处白色恐怖之中，他对革命的未来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在解放之后，他对革命的成功感到由衷的喜悦。如此人物，怎能是“叛徒”呢？

1949年春初，李克农寓居于北平的弓弦胡同，潘汉年特意前来拜访。他身着一套淡雅的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李克农在见到这位战友时，同样喜形于色：“小开，你换上中山装，我差点都没认出你。”

小开是解放前江、浙一带的习惯称呼，意思是小老板或阔少爷。潘汉年在敌占区秘密工作中有小开等许多别名、代号。同志和朋友们、甚至毛泽东也喜叫他小开。

潘汉年高兴地说，“我们胜利了，再也不怕屁股后面有人盯梢，有人暗算了。”

潘汉年喜形于色，兴奋地宣布：“我们取得了胜利，从此再也不必担忧身后有人窃窥，有人暗中算计。”

两位握手言欢，欢声笑语不断。紧接着，他们宛如孩童般迅速奔向客厅，尚未落座，李克农便吩咐秘书取来照相机，准备合影留念。他笑着说：“不必坐下，我们这群人历经磨难，竟然能在皇帝陛下所居的北平重逢，真是难得，赶紧拍张照片作为纪念。”

这张珍贵的合照至今仍在我身边，回忆起他们初次相遇时的那份喜悦，仿佛就在眼前。这样的人又怎会被错判为“反革命”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不仅收悉了中共中央就潘汉年被捕事件所做的传达，更接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具体指示。指示要求李克农负责审查情报部中与潘汉年相关的历史档案，以供中央专案组深入分析案情之用。

接获中央的指示后，李克农高度重视潘案的处理。他亲自在情报部内指定数人，组成专案小组，细致梳理了1939年3月至1948年8月间潘汉年与中社部、中情部之间的往来电报及所有相关记录文件，并将这些资料与潘汉年的案情相结合，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面对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以及堆积如山的情报资料，李克农警醒自己，必须首先克服对潘汉年的个人情感羁绊，坚决不对其严重政治失误进行任何形式的辩解。同时，他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全面审视潘汉年的问题。在多个维度上，李克农反复深入地进行了思考：

潘案的发生并非无端。1943年，潘汉年在李士群特工总部主任的游说下，擅自与头号汉奸汪精卫会面，此行为构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过失。潘汉年未经请示便秘密与汪精卫会面，事后亦未及时向中央汇报，尽管存在诸多客观原因和特殊环境，这样的做法仍显失当。

潘汉年在未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擅自会见汪精卫，事后深感事态严重，忧虑重重，唯恐造成中央误解，因此未能及时上报。种种因素交织，导致这一事件拖延了长达十几年。这无疑加剧了政治错误的严重性。

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后，对南京之行的详情并未向饶漱石、陈毅等领导同志如实透露，这在组织纪律上存在过失。若潘汉年因顾虑饶漱石可能借此打击人而保持沉默，他本应通过电报向延安中央报告。然而，潘汉年又担心电报无法详尽传达，因而推迟了汇报。实际上，只要如实汇报，最多只需检讨自己未事先请示的失误。至于电报中难以表达的内容，有何难以说明？更重要的是，及时向中央详细报告汪、潘之间的对话内容，对中央了解情况也是极为有益的。

潘渴望有机会亲自向中央领导阐述具体情况，为何在1945年春天抵达延安并与毛主席等领导人会面后，却迟迟未作说明？这或许源于他的犹豫不决，或许存在隐瞒或误解。对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行为，如此剖析是否过于严苛？然而，对于我党的高级情报工作者，这样的高标准是必要的。

然而，症结不在于对潘汉年的具体要求，而在于准确把握潘汉年问题本身的性质。

据情报部查证的大量资料分析，潘汉年在隐蔽战线上的贡献尤为卓著。

上海解放之初，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四人（自左而右）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合影。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确实与敌方及伪组织中的特务系统有过交往。例如，1939年他自延安赴上海，主要负责搜集敌方和伪方的情报，并借助了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物。然而，这些交往均严格遵循了中共中央和中情部（即中社部）的指导方针。毕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和中情部（中社部）曾多次下达指令，要求深入敌伪组织内部，并利用叛徒和特务开展情报工作。

材料摆放在李克农眼前，亦透露出潘当时已将相关接触情况如实向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同志进行了汇报。

关于潘汉年与汪伪时期的大特务头目李士群有所接触的情况，这乃是在潘汉年离赴延安之前，由中央社会部几位领导同志经过深思熟虑所做出的决策。此事后，他们还特地向上级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同志进行了汇报，并得到了其批准。

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投身共产党。然而，1932年，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后背叛初衷，沦为中统特务，并最终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1939年，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设立，汉奸丁默邨担任总部主任，李士群则成为其得力助手。不久，李士群排挤了丁默邨，自任总部主任，全面掌控了汪伪特工势力。他的背后，是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梅机关”的头目影佐祯昭。尽管已成为汉奸，李士群并未与国民党的中统完全断绝联系，同时也在尝试与中共取得联系，为自己预留退路。

李士群、丁默邨

1939年秋季，李士群透过一条线脉，向设于上海的中共秘密组织表达了他的意向：他希望建立与中共的联系，并愿意向其提供相关情报。

情报部门对叛国特工首领李士群进行了详尽剖析，评估认为其具备被我方争取的潜力，有望在抗日战争的整体战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鉴于李士群在敌方及伪组织中的显赫地位，中情部对此问题特地向党中央进行了请示。随后，潘汉年借助我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成功与李士群建立了联系。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租界地区已被日军完全控制，形势变得愈发严峻。为此，潘汉年于1942年2月亲自会见了李士群，旨在进一步开展对其的工作。此后，双方还曾进行过多次会面。

潘汉年与李士群，两人相识于大革命的风云之中。彼时，他们曾在上海的中共保卫机关并肩共事。

据李克农所掌握的资料进一步显示，潘汉年对其与李士群的交往事宜，已向中情部和党中央做了详尽的正式汇报。

有人指出，自上海沦陷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该地便实施了法西斯式的统治，无情地打压所有反抗日本侵略的势力。对于共产党人，更是残酷无情，众多进步分子惨遭拘捕。然而，潘汉年身为中共党员，其身份虽已有所泄露，却奇迹般地得以保全。这一事实不禁让人怀疑，他与敌人之间存在某种勾结。

李克农对这种过于抽象的推理论调颇感不适。此类逻辑并非基于具体情形展开具体分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尽管上海沦为日军的占领区，却仍有一部分区域处于英、美、法等国的租界管控之下，相对独立，日军无法实现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掌控。各方情报人员便充分利用这些“孤岛”进行着秘密活动。自1939年秋季起，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潘汉年频繁往返于上海（有时甚至前往香港），负责指挥华南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他巧妙地利用租界区的“孤岛”优势，凭借其过人的智慧，成功规避了被捕的危险。

李克农手中握有潘汉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于上海及香港两地所传递的诸多关键情报，这些情报直指敌方核心机密，为我国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1940年与1941年间，潘汉年向延安中社部传递了关键情报，内容涉及日本寻求与国民党展开和谈，并试图进行诱降。此外，他还陆续报告了日本、英国、美国的高级官员及外交使节商讨和平方案的动向，从而揭露了“日美妥协，牺牲中国利益，制造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

再者，在1941年6月13日，香港的潘汉年系统向延安紧急汇报：“苏德战事一触即发”，该消息于6月20日抵达延安。这证实了6月22日战争爆发前夕，中社部从中共党员阎宝航那里获得的情报——德军计划于6月21日对苏联发起进攻。阎宝航的情报促使苏联红军提前进入战备状态，以应对德军的进攻。

德国对苏联发起进攻之际，潘汉年仍旧对中情部及时通报了日美之间的谈判动态，以及日本计划先行南进的战略企图。

1943年，潘汉年向中情部提交报告指出，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围攻失败后，败局已定；而日军则陷入了被动局面，只能全力防御苏军的攻势。这份情报成功消除了苏联对东西两线作战的忧虑。

在抗击日寇的艰苦岁月里，潘汉年及时输送了大量关于日方间谍与伪军动向的情报，为华中根据地对日、伪军队的扫荡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援。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潘汉年向延安的中情部输送了大量有关国民党军队部署及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宝贵情报，有力地支援了战争的进程。

李克农对眼前这批关键电报了如指掌。中情部根据不同阶段的形势变化和中共中央的指导，向潘汉年提出情报需求，而潘汉年总能主动高效地完成，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也因此多次获得中共中央的赞誉。如此人物，岂能是所谓的“内奸”呢？

潘汉年

李克农深以为然，认为毛泽东于1944年6月8日批准的《关于审查情报工作人员问题的指示》极具精准性，应以此为准则，结合眼前丰富的资料，对潘汉年案件进行详尽对照与剖析。

该文件明确指出，情报工作与情报人员的职责在于逼近敌方，深入其核心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建立的社会联系、所处的工作环境以及交往的人物无疑将呈现出复杂性。在当前审查过程中，我们不应以此为由产生怀疑，更不应当将其作为指控罪行的依据。

文件明确指出，对情报干部的审查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首先，通过其工作表现来验证其忠诚度；其次，评估其工作是否有利于党的事业，而非损害敌方利益；最后，核实其情报内容是否准确反映了敌人的机密信息等。

潘汉年同志在情报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充分彰显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他搜集并报道了大量关于日伪军和国民党的机密情报，对我国在抗日战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工作成效显然是“有利于党、不利于敌”。

鉴于这些事实，又怎能断言潘汉年就是“内奸”呢？

李克农深知，逮捕并审查潘汉年的决策乃毛泽东亲自定夺，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负责执行，其事非同寻常。

显然，在1955年4月2日，毛泽东听闻陈毅报告了潘汉年在前一日所披露的与汪精卫的会面情况后，情绪颇为激动。

大约在1944年，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基于敌占区的若干传闻，曾向延安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指称潘汉年在敌后地区的工作存在“违反纪律”的行为，并指出潘在根据地内犯了“自由主义”和“小广播”的错误，意图对潘汉年进行整治。

毛泽东在审视饶漱石提交的指控文件时，对其内容深表怀疑。1945年2月，在与潘汉年的会面中，他对潘的信任依旧坚定。同月23日，毛泽东亲自批阅并转发了一份中央发给华中局的电报，其中明确声明：“关于潘汉年到南京与日军进行谈判，并曾与汪精卫会面的说法，均系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机构所散布的虚假信息，纯属诽谤。”

如今（1955年），潘汉年亲自坦白，证实了此事确有其实。毛泽东质疑道：“潘汉年，你这起重大事件为何瞒着我？难道还有其他事项也被你隐瞒了吗？”

“高、饶事件”也在不久前发生，1955年3月，中共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清算了高岗、饶漱石1953年企图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而高岗的阴谋活动曾得到苏联的支持，苏联企图插手中共和中国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很恼火，加深了“阶级斗争观念”，认为党内有的高级干部也不可信。党内的政治气氛比较紧张。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思想态势中，毛泽东对潘汉年的政治失误给予了过分关注，未能展现出宽容之心，遂果断指示：“此人今后不可再予信任。”同时，他下令即刻将潘汉年拘捕，以反革命嫌疑的身份接受审查。

1952年11月，潘汉年（前排左一）抵达上海火车站，热情迎接前来参与“中苏友好月活动”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潘案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首例重大冤案。众多无辜者因潘案而遭受牵连，其中一部分人被捕入狱，另一部分则在各自的原工作单位遭受审查之苦。

在情报领域，与潘汉年并肩作战者众多，氛围愈发紧张。李克农与潘汉年长期携手共事，二人关系尤为紧密，故而他的处境愈发艰难。

审查潘案的核心争议集中在潘汉年的情报工作领域，李克农作为情报部门的主管，理应具备最权威的见解。然而，在中央对潘汉年案件进行的审查中，并未见到李克农的身影。这背后是否因为李克农与潘汉年的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疑虑？或者是因为潘汉年的案件恰好发生在情报系统，使得李克农被要求回避？

李克农不禁陷入了沉思，对于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亦承受着不小的精神压力。

在撰写有关潘汉年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时，应秉承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以及对潘汉年个人权益的尊重。李克农深知责任重大，故决定如实向党中央汇报相关情况。

李克农深思熟虑，鉴于潘案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及紧张的氛围，深知这份呈递中央的报告必须既清晰阐述问题，又需讲究策略。

因此，报告的初始章节详细列出了关于潘汉年的七个疑点，指出其历史存在诸多疑窦，并建议中央对潘进行深入的复审。此种表述意在表明李对于对潘汉年进行细致审查的态度是赞同的。

部分疑问虽非致命，例如：在1944年冬季，晋察冀根据地的派遣人员曾前往北平某旅馆与潘汉年会面，目的是引导其通过晋察冀根据地前往延安。然而，尽管多次尝试，均未果，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潘汉年究竟去向何方？

在报告的第二章节中，李克农依据中情部档案所整理的关于潘汉年的丰富资料，清晰地列举了五项反证，有力地驳斥了其被指控为“内奸”的说法。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及战后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和中情部均下达了指令，要求我方人员渗透至敌方及伪组织，通过叛徒和特务进行情报搜集。因此，潘某与敌伪特务系统的接触，乃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所采取的行动，不应被视为罪行。而且，潘某每次的接触情况都及时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2、关于潘某涉及某些人从事针对敌伪的情报工作，已有正式文件记录在案（此指潘某与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有所接触一事，不应被视为罪行）。

3、“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的租界对敌对势力的控制相对宽松，留有可乘之机。潘某的身份因此得以部分暴露，然而，他仍存有生存的可能”（潘某在上海始终未落网，这一事实反成了他与敌方间谍勾结的罪证。因此，对此点的解读恰与其相反）。

4、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潘向中央提交的关于日本特务、伪军以及日美之间的谈判以及苏德战场的情报均具有极高的价值（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潘在上海、香港等地为中共情报工作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其“内奸”的指控）。

5、潘汉年所提供的系统重要情报，其价值尤为显著。

报告完成后，即刻呈递至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手中，随后由他转交给各位中共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各位书记。

他们都圈阅了。

李克农给中央写报告后的一两个月里，潘案的阴影仍在中共情报系统的上空游荡，有人甚至暗指中央情报部门的头头都是“内奸”。李克农和情报部的同志们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很快，在部领导人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表意见称：鉴于情报系统中发生潘汉年的事件，我们应当关怀与宽慰广大同事。他还强调，提到与潘汉年的交情，我和他的相处最为久远，情感亦最为深厚，我本人并未感到不安，诸位何须过分焦虑？

周恩来此语，旨在为李克农分忧，亦是为了缓解情报部同仁们的心理负担。

“考察1946年至1949年的资料，包括潘汉年所领导的上海与香港情报组织间的通信电报，以及1949年所缴获的蒋介石特务档案，我们可以得知，该时期内，上述情报组织曾上报了蒋介石部队的军事部署、军队建设、向解放区派遣特务、电讯侦查活动、蒋介石与美国的关系，以及蒋介石与宋氏家族密谋拉拢民主党派人士的动态等情报。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可疑的资料。”

遗憾的是，李克农提交的这两份报告中包含的反证材料，当时并未得到采纳。

1957年秋季，潘汉年的案件审理工作已大致告一段落，现正静待对其性质作出最终判定。

1962年5月30日，毛泽东对公安部关于潘汉年案件的处理报告表示认可，并在批示中指出：潘汉年系长期潜伏于党内的隐蔽敌人，其罪行极其恶劣，按其罪行本应处以极刑；然而，鉴于其罪行系内部揭露，故对其从宽处理。

潘汉年、董慧夫妇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最终裁定对被告人潘汉年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随后他被准予假释。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极“左”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中央文革小组对负责处理潘汉年案件的罗瑞卿、徐子荣同志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包庇”了潘汉年，进而下达命令，要求重新将潘汉年收监进行复查。

在“文革”前夕，潘汉年即便身陷囹圄，亦能享受到一定的优待。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潘汉年在狱中的境遇急转直下，他不仅身患疾病，还要承受连续不断的审讯，遭受了更为深重的苦难。

1970年7月，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交了报告，内文建议对潘汉年实施永久性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判处其无期徒刑。

1975年五月，潘汉年被安排至湖南省茶陵县的涞江茶场，以“特殊犯人”的身份接受相应的管控与安置。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在经历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冤狱之苦，身体孱弱多病的情况下，于长沙的医院不幸离世。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党内部分同志对潘汉年案件提出了质疑，并呼吁对其进行重新审查。1981年伊始，中央纪委书记陈云对此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并郑重承诺：“在我有生之年，我决心要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重新审视潘汉年的案件。”陈云强调：“我坚信他并非特务，若他真是，那么我们党的众多地下组织早应暴露无疑。”

1938年，陈云、潘汉年在延安。

陈云特地向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信，强烈建议对潘案进行复审。

胡耀邦批示同意。

1981年3月，中央纪委着手对该案进行重新审查。

中共中央调查部将李克农昔日所撰写的有关潘案的详尽报告转呈中纪委。报告中所列出的针对潘汉年的五项反证材料，成为推动潘案得以重新审查与平反的关键线索和主要依据。

经中纪委的复核，原先判定潘汉年为“内奸”的结论已被彻底推翻。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依据中纪委的复查结论，正式颁布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历经二十七年之久的潘汉年同志冤案，终得昭雪，名誉得以恢复。

这主要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李克农在二十七年前所提供的针对潘汉年案的驳斥材料，为平反潘案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其贡献功不可没。

在此次对潘案进行的复查过程中，中纪委相关负责人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地审阅了李克农同志的这份报告，感慨万分地表示：“在彼时的历史背景下，克农同志能够撰写出如此客观公正的报告，实属不易。”

这份报告系李克农在极高风险下精心撰写，充分展现了其勇于担当、智慧果敢的责任风范。